sabato
5a junio 2004
目前的戰事几乎把整個歐洲都卷入一場可怕的斗爭中。在德國所侵略的比利時和法國的土地上,這場斗爭具有前所未聞的特征,這就是大規模地毀滅非戰斗人民的生命和劫掠和平居民的生活資料。在這場戰爭開始的時候,在那些力圖為這种恐怖事件尋找借口的人們的口中,"生存競爭"就成了他們得意的解釋。
當時,《泰晤士報》發表了一封信,其中就曾對這樣濫用達爾文的術語提出過抗議。這封信說,這种解釋"無非是把達爾文學說—’生存競爭’、’權力欲望’、’适者生存’和’超人’等等—的誤解庸俗浮淺地應用到哲學和政治上罷了"。它又說,但是也有一本英文的著作,它"不是以橫蠻的暴力和詭詐,而是以互助合作來解釋生物和社會的進步的"。因此,信中建議應立刻出版這本書的廉价重印本。
現在擺在讀者面前的就是這本重印本。它是第一版的完全重印,所刪掉的只是其中的附錄,因為附錄所載的是比較專門一些的材料。
自從這本書的第一版印行以來,已經過去十二年了,我們可以說,它的基本思想—互助在進化中是一個重要的進步的因素—已開始為生物學家所承認。近來在歐洲大陸上發表的論述進化的主要著作,大都已經指出了必須區別生存競爭的兩個不同的方面:物种對不利的自然條件与敵對的种的外部斗爭和物种內部為爭奪生活資料而進行的內部斗爭。另一件事也被承認了,這使達爾文本人也極感遺憾:即后者及其在進化中的重要程度都被夸大了;而動物創造物种幸福的社會性和社會本能的重要性又被低估了,這也是違背達爾文的教訓的。
然而,如果說動物中間的互助和互援的重要性已開始在現代思想家間漸漸獲得承認,那么我的主題的第二部分—這兩個因素在人類歷史中對進步的社會制度的成長的重要性,卻尚未得到他們的承認。
當代思想界的領袖人物,仍然是傾向于認為群眾和人類社會制度的進化很少關系,而把這方面的一切進步都歸功于愚鈍的群眾的知識領袖、政治領袖和軍事領袖。
現在的戰爭,使大部分歐洲文明國家不僅直接接触到了戰爭的現實,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受到它的千万种的其它副影響,想必會有助于改變這种流行學說吧。它將表明,一個國家要度過它在歷史上的艱難時刻,是需要人民群眾多么大的創造性和建設性的天才的。
醞釀現在這場戰禍和研究出它的野蠻方法的,不是歐洲各國的群眾,而是他們的統治者,他們的精神領袖。人民群眾在現在這場大屠殺的准備工作中從來沒有發言權,在制定現在的戰爭方法方面更是如此,這些方法完全忽視了我們所認為是最优良的文化遺產。
如果這些遺產將來沒有完全被破坏,如果盡管在這場"文明的"戰爭中犯下了种种罪惡,我們仍然可以相信人類休戚相關的教訓和傳統終將完整無缺地度過現時的考驗,那是因為我們看到,和上層人物所制造的滅絕人類的大屠殺同時存在的,還有我在本書論述人類的那几章中所說的千万件自發的互助的事例。
鄉村婦女們看見德國和奧國的戰俘拖著沉重的腳步疲憊地走過基輔的大街時,便把面包和苹果(偶爾也把一個銅子)塞進他們手里。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看護著受傷的人,而不問這些人是友是敵,是官是兵。法國和俄國的農民—留在村子里的老年人和婦女—在他們的村民大會上作出決定,要為那些在"那里"處于敵人炮火下的人們播种和耕作土地,合作廚房和公共食堂在全法國雨后春筍似地出現,英國和美國對比利時人,俄國人民對被蹂躪的波蘭的自發援助,所有這些事業都包含有那樣大量自愿的、自由組織的勞動和精神,以致它們完全失去了"慈善"的性質,變成只是鄰里相助—所有這些事實和許多類似的事實,都是新的生活方式的种子,它們將導致新的制度,就好象在人類最初階段中的互助孕育了以后文明社會的最优良、進步的制度一樣。
我特別要提醒讀者注意本書中討論原始和中世紀互助形式的那几章。我所以這樣作,是竭誠希望人們在這場戰爭所帶給世界的災難和痛苦中,仍然可以相信人類的創造性力量還是正在那里起著作用,而它們的活動,必將促成人与人之間更好的了解,并且最終促成國家与國家之間更好的了解。
彼得・克魯泡特金
1914年11月24日于布列登
我年青時曾旅行于西伯利亞東部和滿洲北部,在這些旅行中,動物生活的兩個方面給我的印象極深。一個是:大多數動物不得不對殘酷的大自然進行的生存競爭的極端嚴酷性;以及自然力量定期地大規模毀滅生命,結果,在我所考察的廣大土地上生物極為稀少。另一個是:即使在動物十分繁盛的几個地方,雖然我竭力尋找,我也從未發現同种動物之間存在著爭取生活資料的殘酷斗爭;而大多數達爾文主義者認為(雖然達爾文本人并不是永遠如此)這种斗爭是生存競爭的主要特征和進化的主要因素。
在冬末時節橫掃歐亞北部的可怕的暴風雪和往往隨之而來的冰霜;在每年5月的下半月,當樹上已是花朵盛開、昆虫到處活躍的時候,再次降臨的寒霜和暴風雪:早霜和有時在7、8月間突然消滅億万昆虫和草原上的第二窩雛鳥的大雪,8、9月間在溫帶地區由印度洋的季風帶來的暴雨,結果造成僅見于美洲和亞洲東部的大洪水、在高原上使歐洲各國那樣大的地區成為澤國:最后,10月初的大雪,最終使得反芻動物在法國加德國那樣大的地區絕對不能生活下去,并且成千上万地毀滅了它們—這些就是我在亞洲北部所見到的動物在其中進行生存競爭的環境。它們使我在較早的時期便認識到,在大自然中,達爾文所說的"對過分繁殖的自然遏制"和同种的個體之間為生活資料而進行的斗爭比較起來,具有遠為重要的意義,同种的個體之間為生活資料而進行的斗爭,在一定限度內隨處可見,但是它決不能達到前者那樣的重要程度。由于生物稀少和人口不足—不是人口過剩—是地球上我們稱之為亞洲北部的那一剖分廣大地區的顯著特征,所以,此后我就十分怀疑(以后的研究征明我的怀疑是正确的),每一個動物的种內是不是真正存在著爭取食物和生命的可怕競爭(這是大多數達爾文主義者的一個信條),并且也因而怀疑据說這种競爭在新种的進化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另一方面,無論我在哪里看到的動物繁多的地方,例如,有百十种和千百万個動物聚居在一起繁殖子孫的湖泊:嚙齒動物的聚居地;當時沿著烏蘇里江像在美洲那樣大規模遷居的候鳥群;特別是我在黑龍江畔親眼見到的移居的鹿群,這种聰明的動物在移居時成千上万地從遼闊的地區聚集起來,以便在大雪降臨以前奔過黑龍江最狹窄的地方—我在從我眼前掠過的這些動物生活情景中所看到的互助和互援竟達到這樣的程度,使我認為它在生命的維護和每一個物种的保存并進一步進化中,是最重要的特征。
最后,我在外貝加里亞的半野生牛群和馬群中,在各地的野生反芻動物中以及在松鼠等動物中,發現動物由于上述原因之一必須和缺少食物進行斗爭的時候,所有遭受這种災難的動物,經過這場考驗后,全都是那樣的體虧力衰,以致物种在如此激烈的競爭時期中是不可能得到任何逐步進化的。
因此,當我以后開始注意達爾文主義和社會學之間的關系時,沒有一本論述這個重要問題的著作和小冊子是使我能夠同意的。它們全都力圖證實人類由于有較高的智慧和知識,因而可以緩和人与人之間生存競爭的嚴酷性,但是,它們同時又都承認每一個動物和它的同种以及每一個人和所有其他的人為生活資料而進行的競爭,是"一种自然法則"。這种看法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因為我以為,承認每一個物种有無情的內部生存競爭,承認這种競爭是進步的一個條件,那就等于承認不僅尚未被證實的、而且缺少直接觀察根据的事物。
相反地,當時圣彼得堡大學院長、著名的動物學家凱士勒教授于1880年1月在一次俄國博物學家會議上發表的《論互助的法則》這篇演說,卻深深地打動了我,使我認為是對整個問題的一個新的啟發。凱士勒認為,在大自然中,除了互爭的法則以外,還有互助的法則,而這個法則,對生存競爭的胜利,特別是對物种的逐步進化來說,比互爭的法則更為重要得多。這种見解—實際上它是達爾文本人在《人類的起源》中所表明的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我覺得是如此的正确,如此的重要,所以,自從我(在1883年)知道它以后,就開始搜集材料,以便進一步發揮凱士勒僅僅在他的講演中泛泛談到而生前未及加以發揮的思想。他死于1881年。
只有一點我不完全贊同凱士勒的意見。凱士勒把"親族感"和對子孫的關心(見下文第一章)說成是動物之間互相扶助的根源。然而,要斷定這兩种情感在合群的本能的進化中真正起了多大作用,以及其他本能在同一個方面起了多大作用,我覺得完全是另外一個十分廣泛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還很難討論。只有當我們很好地證實了各綱動物中間的互助事實和互助對進化的重要性以后,我們才能研究在合群感的進化中,哪些是屬于親族感的,哪些是屬于固有的合群性的—后者顯然是起源于動物世界的進化的最初階段,甚至是在"群體時期"。因此,我把主要注意力首先放在證明互助因素在進化中的重要性上,而把尋求互助本能在自然中的起源這個工作留待以后研究。
互助這個要素的重要性—"只要它的普遍性能表現出來"—是不能不受到天才的博物學家歌德的注意的。艾克爾曼有一次(在1827年)告訴歌德說,從他那里飛走的兩個小鷦鷯,第二天他在知更鳥的窠中找到了,老知更鳥給這兩個小鷦鷯和它自己的小鳥一同喂食。歌德听到這件事以后十分興奮,他認為這證實了他的泛神論,他說:"如果把食物給陌生者吃的這种事實果真象具有普通法則性質的事物一樣存在于整個大自然中,那么,許多謎都可以得到解釋了。"他第二天又談起這件事,并且極為誠懇地要求艾克爾曼(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動物學)特別研究一下這個問題,并且說他一定能獲得"不可估价的成果"(《對話》,1848年,第3卷,第219、221頁)。
可惜這項研究始終沒有人來做,雖然布利姆很可能是受了歌德這句話的啟發才在他的著作中對動物之間的互助收集了那樣丰富的材料。
1872-1886年間出版了几本論述動物的智慧和精神生活的重要著作(這些著作已列舉在本書第一章的腳注中),其中三本專門討論我們所研究的問題的是:伊士比納的《動物社會》(巴黎,1877年)、拉納桑的一篇講稿《為生存而競爭和為競爭而團結》(1881年4月)以及路易 ?彼希伯的《動物世界的愛和愛情生活》。后一本書的第一版發表于1882年或1883年,第二版增加了許多材料,發表于1885年。雖然這几本書每本都很出色,但仍需要用大量的篇幅來闡述互助不僅是道德本能起源于人類以前的論据,而且還應作為一個自然法則和進化的要素來考慮。伊士比納所著重研究的主要是按照生理分工构成的動物社會(例如螞蟻和蜜蜂的社會),雖然他的著作對一切可能談到的方面都是很好的提示,但它是在人類社會的進化還不能以我們現在所具有的知識來研究的時候寫的。拉納桑的講稿更近似一篇層次分明、循序漸進的工作總綱,它從海中的岩石進而談到植物、動物和人類的世界,這樣來論述互助。至于彼希納的著作,雖然能給人以啟發和列舉了大量的事例,但是我不能贊同它的主要觀點。這本書一開始就贊美愛,它所有的例證几乎都是用來證明在動物之間存在著愛和同情的。然而,把動物的合群性降低為愛和同情,就等于是降低它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正如以愛和個人同情為基礎的人類倫理學只能縮小整個道德感的意義一樣。當我看見鄰居的屋子著火時,使我提著一桶水跑去救火的并不是我對我的鄰居(我和他素不相識)的愛,而是更為廣泛的(雖說比較模糊)人類休戚相關和合群的本能或情感。這在動物中也是一樣。使一群反芻動物或馬圍成一圈以抵抗狼群攻擊的,不是愛,甚至也不是(按本來意義來理解的)同情;使狼成群獵食的不是愛,使小貓或羊羔在一起嬉戲的,或者使十几种小鳥在秋天里聚在一起生活的也不是愛;使散布在象法國那樣廣大土地上的麠結成几十個單獨的群,共同走向一定的地點,以便在那里渡過一條河流的,既不是愛,也不是個體間的同情。那是比愛或個體間的同情不知要廣泛多少的一种情感—在極其長久的進化過程中,在動物和人類中慢慢發展起來的一种本能,教導動物和人在互助和互援的實踐中就可獲得力量,在群居生活中就可獲得愉快。
這個區別的重要性,是動物心理學家容易理解的,而且是研究人類倫理的人們更容易理解的。愛、同情和自我犧牲,在我們的道德感的逐步進化中肯定起了巨大作用。但是社會在人類中的基礎,不是愛,甚至也不是同情,它的基礎是人類休戚与共的良知—即使只是處于本能階段的良知。它是無意識地承認一個人從互助的實踐中獲得了力量,承認每一個人的幸福都緊密依賴一切人的幸福,承認使個人把別人的權利看成等于自己的權利的正義感或公正感。更高的道德感就是在這個廣泛而必要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這個問題不屬于本書討論的范圍,在這里,我只提出我在答复赫胥黎的《倫理學》時所發表的《正義和道德》這篇演說,我在這篇演說中較詳細地談到了這個問題。
因此,我認為寫作本書來闡述互助為一個自然法則和進化的要素,也許可以彌補一個重大的空白。當赫胥黎在1888年發表他的"生存競爭"宣言(《生存競爭和它對人類的意義》)時,我認為它對于人們在灌木叢和森林中所見到的自然界事實,陳拯得很不正确,于是,我便和《十九世紀》雜志的編者洽商,問他可否讓我在他的刊物上詳細回答一個最杰出的進化論者的意見,編輯詹姆斯,諾耳斯先生慨然接受了這個建議。我對貝茨也談起過這件事情。"是的,這才是真正的達爾文主義,"他回答說,"’他們’把達爾文的話弄成那种樣子,真是可怕。寫這些文章吧,等它們出版的時候,我將寫一封信給你,你可以把那封信公開發表。"遺憾的是,我花了將近七年工夫寫這些文章,當最后一篇文章發表的時候,貝茨已經逝世了。在論述了互助在各綱動物中間的重要性以后,我顯然不得不進而討論這個要素在人類的進化中的重要性。討論這一點,是更有必要的,因為有許多進化論者也并不否認互助在動物之間的重要性,但是他們,例如赫伯特・斯賓塞,卻不承認它對人類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對原始人來說,個人對整體的斗爭是生存的唯一法則。我們在論述蒙昧人和野蠻人這兩章中將討論這個從霍布斯時代起就一再有人不加适當批判便過分地樂于彼此轉告的論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我們所知道的早期人類發展的事實的。
在人類最初的氏族時期以及(在更大程度上)后來的村落公社時期中,由蒙昧人和半野蠻人的創造天才所發展的互助制度的數目和重要性,以及這些早期制度迄今對人類后來的發展的巨大影響,促使我把我的研究范圍也擴展到較后的有史時期,特別是最有興趣的中世紀的自由共和城邦時期,這個時期對現代文明的普遍性和影響以及普遍存在于現代文明中的情況,還沒有為人們所充分了解。最后,我試圖簡短地指出:人類在極其漫長的進化過程中所繼承的互助的本能,就是今日在我們的現代社會中也具有巨大的重要性,這個社會据說是按"人人為自己,國家為大眾"的這個原則建立的,但它從來不能而且將來也不能實現這個原則。
也許有人會對本書表示异議,說書中對動物和人類都是按照過于好的一面來闡述的,太強調了他們的合群性,而對于他們反社會和利己的本能卻几乎沒有談到。這是不可避免的。近來我們總是听說"冷酷無情的生存競爭",据說每一個動物對所有的動物,每一個"野蠻人"對所有的"野蠻人",每一個文明人對他所有的同胞,都在進行這种競爭—這种說法竟變成了一個信條,所以首先必須以一系列從完全不同的一面表現動物和人類生活的事實來反駁它們。我們需要指出合群的習性在大自然中以及在動物和人類的逐步進化中所具有的巨大重要性:證明它能使動物更好地防御敵人,時常使它們更易于獲得食物(冬糧、移居等)和長壽,因而也更易于發展智力:證明它使人類除了獲得上述的利益以外,還使他們雖然在歷史上歷經滄桑,但仍能建立种种組織,使他們在對大自然的艱苦斗爭中能夠生存下去和取得進步。這是一本論述互助法則的書,它把互助作為進化的一個主要要素來考察—它所考察的不是所有一切的進化要素和它們各自的价值;必須寫了前一本書以后,才可能再寫以后的書。
對個人的自我維護在人類進化中所起的作用,我肯定從未低估過。可是我認為,這個問題需要比以往更加深入地研究。在人類歷史上,個人的自我維護過去是而且現在仍然是和又渺小又愚昧的狹隘心地—許多作家認為這就是"個人主義"和"自我維護"—完全不相同的,它要偉大得多和意義深刻得多。創造歷史的,也不只是歷史學家所說的那些英雄。因此,如果情況許可的話,我准備對個人的自我維護在人類的逐步進化中所起的作用另作討論。在這里,我只能一般地談一談如下的意見:當互助的組織—部族、村落公社、行會和中世紀城市—在歷史的進程中開始失去它們原有的特性,開始為寄生體所侵害、從而變成進步的障礙時,個人反抗這些組織的行為往往表現為兩個不同的方面。一部分人起來奮力純洁舊的組織,或創立一個以同一互助原則為基礎的更高級的社會:例如,他們試圖以"賠償"的原則來代替"复仇法則",以后又以對罪行的寬恕或在人類的良心之前人人平等這個更高的理想,來代替按照階級价值作出的"賠償"。但是,与此同時,又有另一部分反對蛻化組織的人致力于破坏互助的保護組織,其目的無非是要增加他們自己的財富和極力。在這兩种反抗的人們和支持現存組織的人之間的三角斗爭中,存在著真正的歷史悲劇。但是,要描述這堤斗爭和真實地研究這三种力量當中的每一种在人類進化中所起的作用,至少需要我寫作這本書所花費的那樣多的時間。
在我論述動物之間的互助的那些文章發表以后,又出現了一些探討這個問題的著作,其中我要提出的是亨利・德魯蒙德的《羅威爾講座・人類的上進》(倫敦,1894年)和蘇瑟蘭的《道德本能的起源和成長》(倫敦,1898年)。這兩本著作,主要都是按照彼希納的《動物世界的愛和愛情生活》這本書的論點寫作的,在第二本著作中,父母情感和家族感被作為在道德感的發展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詳加討論。按照相似的論點研究人類的第三本著作,是吉汀斯教授的《社會學原理》,這本書的第一版于1896年印行于紐約和倫敦,而它的主要思想,作者在1894年發表的一本小冊子中已經作了概括的敘述。然而,要討論這些著作和我的著作之間的接触以及相似或分歧之處,這項工作我必須留給評論家們去作了。
本書的各章最初發表于《十九世紀》雜志上(《動物之間的互助》發表于1890年9月和11月;《蒙昧人之間的互助》發表于1891年4月;《野蠻人之間的互助》發表于1892年1月;《中世紀城市中的互助》發表于1894年8月和9月;《我們現代人之間的互助》發表于1896年1月和6月)。我在把它們編輯成單行本時,首先是想把在雜志論文中不得不省略掉的大量材料和關于几個次要之點的討論匯為一個附錄。可是,看來這個附錄將使本書的篇幅增加一倍,所以又只好放棄,或者至少是暫時不發表它。現在的附錄只包括過去几年中科學界所爭論的几個問題:在正文中,我只增補了那种不必改動本書的結构就可加進去的材料。
我愿借這個机會表達我對《十九世紀》的編者詹姆斯 ?諾耳斯先生的最衷心感謝,感謝他一知道這些文章的大意后就慨然許諾在他的刊物上發表,并且允許我把它們出版刊行。
1902年于肯德郡的布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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